最近國內防疫政策調整極為“迅速”，感覺幾個小時一變。一個非常重要的改變是開始放松對核酸陰性證明的要求。由于各地政策不一，我也只看到一些例子，不可能全面覆蓋所有情況，更不排除有的地方執行完全不同的方案。不過大概歸為以下幾種：

1. 與社會接觸少的人可以(或者說鼓勵)不再參與常態核酸檢測

2.醫院就診不再需要核酸檢測陰性(似乎會加上臨時抗原，或是當即采檢但不要求等結果再就診)

3.出入公共場所(包括使用公共交通)核酸檢測標準放寬，比如不再要求48小時內陰性，極端的會是核酸不再有時效性，等于直接取消核酸要求

過去大半年一直推行核酸常態化，突然轉向放松檢測要求，很多人擔心這是否合理，是否會帶來傳染風險。

對此，我們可以從常態核酸檢測的目的出發，來分析。之前寫過幾回，常態核酸檢測是面對奧密克戎維持清零或零疫情的必然選擇。奧密克戎潛伏期短，中位僅3-4天，而感染前一兩天(潛伏期末段)就具備傳染性。這種情況下依據癥狀做篩查肯定會漏掉不少具有傳染性的人——不用說真的全程無癥狀，就算是癥狀前就能漏個大窟窿。

只有通過頻繁的核酸檢測，才能確保某地區的社區感染沒有發展到不可控的階段。注意，此時可能不斷有零星病例出現，如從其它地方輸入，這無法避免。但核酸常態化的意義是在這些零星病例引發大量社區傳播前就把有傳染性的人找得八九不離十，就避免了暴發。

可就像我以前說的，核酸常態化雖是維持零疫情必須，但它本身有致命缺陷。一旦疫情升溫，核酸常態化會變本加厲，包括檢測范圍、頻率會急劇增加，這個系統的可持續性是有問題的。而疫情升溫到暴發階段，核酸常態化由于人力物力成本飆升，根本不可行。

因此從頻繁的常態化核酸中解脫出來是早晚的事，也是必須的，關鍵在于是什么樣的解脫方式。是有良好預案的平穩過渡，還是飄移不定的突然急轉彎。

一些人擔心核酸檢測要求放松導致傳染風險增加。這種擔心有道理，但也要指出，那么多地區每日新增上升，傳染風險本來就在增加，而且頻繁核酸檢測在疫情升溫的當下維持很困難，可以說面對更高的傳染風險是無法避免的。當然，核酸檢測的放松意味著無癥狀、癥狀前感染者的篩查基本放棄，實際上也意味著維持零疫情將不再可能。單純從防疫轉向角度看，檢測放松特別是公共場所核酸碼松綁，意義遠大于陽性居家隔離等其它轉變。

當下真正要考慮的是原先常態核酸檢測來滿足的新冠檢測需求，哪些是仍有必要的，可以用什么方法來滿足。可以這么想：如果不追求零疫情，前文提到核酸檢測放松的三個情況，是不是真的就沒有任何檢測必要性了?

第一個，與社會接觸少的人，即長期居家的人。讓這些人不做核酸，是因為他(她)們與外界接觸少，被感染的風險低。參加大規模核酸檢測反而讓他(她)們不得不參與群聚，增加感染風險。道理上看毫無問題。

但這些人真的一點感染風險都沒有，一點檢測的需求都沒有嗎?長期居家是否意味著不和任何人接觸?絕大部分人應該沒那么極端。所以這些人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感染風險，更談不上一點檢測需求也沒有。很多地方免于檢測的人不僅有上網課的學生，還有居家的老人。后者作為高危人群，反而要考慮保障疑似感染后能有機會及時檢測。怎么保障?最簡單合理的做法是儲備一些抗原自測試劑，居家的人特別是高危人群，有疑似癥狀后應該用抗原做檢測，以便及時確認感染情況。

第二個，醫院不再要求核酸陰性證明。這是合理的，保障民眾獲得必要的救治，而不是空等核酸碼。強調防疫不應影響民眾求醫已經很久，但一直有各種看病難的爭議，很大一個問題就是醫院等機構的核酸碼要求。可如今很多地方確實在感染病例不斷增加的階段，參考中國醫院以往的人山人海，如何避免醫院成為超級傳播事件發源地特別是防止醫院內高危人群被感染，在核酸陰性要求取消后需要另謀方案。

當場的抗原檢測針對求醫者來說是比較好的折中。不過更好的做法應是鼓勵求醫者在出門前就做一次抗原檢測。另外，醫院工作人員的檢測顯然要分開考量，常態檢測仍應維持。而且隨著病例增加，包括醫院等高風險單位的管理思想也要轉變——不應總覺得工作人員是在單位里感染風險才高，社區傳播增多后，高風險單位的員工很有可能是在自己的社區被感染。因此，醫院的檢測方案不僅要考慮工作人員在崗位上被感染的排查，也要考慮他(她)們來上班前就已被感染的可能性。

第三，出入公共場所核酸檢測要求的松綁。之前有城市裁撤核酸點，我說過出入很多地方都要核酸碼，核酸檢測要求不改，先撤采樣點肯定會造成問題。如果出入公共場所核酸檢測真的不再有時效性或者根本不需要檢測，那確實將讓核酸常態化淡出社會。因此，這會是所有檢測放松里影響范圍最廣也是真的可能結束常態化核酸乃至清零方針的一條。

但這一條可能也會是讓很多人最擔心：不查核酸了，還安全嗎?理論上雖說沒了核酸要求，還有健康碼來保障風險，但事實就是地說，如今控制感染風險主要還是靠頻繁的核酸檢測。病例不斷上升的時刻，基于空間判斷的健康碼很快會因為感染者的大量增加失去意義——想象4月的上海或如今廣州的幾個疫情重災區，感染者多了，怎么走可能都會時空伴隨——如果所有人都是紅碼，綠碼又有什么意義?按一些地方減碼的力度與當地感染病例數，只能希望管理者稍微想得清楚一些，別過兩天又得臨時調整。

也如前文所言，一旦常態核酸檢測終結，癥狀前、無癥狀的篩查將基本消失，這確實會帶來更大的傳播風險——包括不再要求核酸碼的公共場所。問題在于如何應對這種風險。

面對傳播風險需要考慮兩個方面，一，是否需要檢測來確認或排除感染的風險，二，如果感染，健康風險如何。

從檢測來看，其實更為方便的抗原檢測更適合滿足個人檢測需求。抗原檢測不如核酸靈敏，適合確認有癥狀的人是否為新冠感染，不適合無癥狀或癥狀前篩查。但那些篩查在排查所有感染者以阻斷一切傳播時很關鍵，從個人健康角度看意義非常有限——有誰是必須在癥狀前就確認感染，或者即使無癥狀也一定要知道有沒有感染的?因此，還是可以通過準備一些抗原檢測保障自己的檢測需求——如果出現癥狀，及時通過檢測來確認是否為新冠感染。

從健康風險來看，每個人感染后的風險不同。健康年輕人不必特別擔心周遭環境里感染風險在增加，高危人群則要做不同考量。很顯然面對正在升溫的疫情，高危人群在公共場所需要做更好的自我保護，比如戴N95口罩等。周遭檢測的減少只會增加這種自我保護的必要性。此外，高危人群也應該意識到感染風險很難完全避免——即便繼續常態化核酸，疫情升溫的態勢真能逆轉嗎?通過疫苗接種降低疾病風險是所有自我保護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條。

不過現實中的低危高危區分要復雜得多，比如一個健康年輕人如果和老年人同住或要去見家中老人，或者一個健康年輕人的工作環境中有高危人群。這些都會對感染后果的判斷造成影響，也需要個人對健康風險有更準確的認識。

一夜之間，每個人都是個人健康的第一責任人又成了流行語。但成為合格的第一責任人，需要完善、科學的健康認識，這是否應該完全推給個人?特別是在一個高危人群新冠疫苗接種率明顯落后，醫生告知有基礎疾病的人不應接種疫苗屢見不鮮的地方，我們是否對個體的科學素養指望過高?

沒有完善預案與科學解釋的180度大轉彎，宣傳荒唐可笑的無癥狀比例，我不認為會讓民眾成為更好的健康第一責任人，也不會讓轉向更平穩順利，更不會讓最終的著陸代價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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