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海生在查閱相關資料。

近日，山東省伏羲堯舜文化研究會副會長、菏澤市社科聯秘書長榮海生做客“齊魯大講壇”，講述黃河故事,探尋漢文化源頭。在講座中，榮海生從三個方面與聽眾做了分享，從黃河中探尋中華文化精髓，于漢文化中追尋中華文化主題。7月2日，記者對榮海生進行了專訪，聽他講述“黃河故事”、深入挖掘黃河文化內涵。

【資料圖】

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根脈”

“九曲黃河，水潤中華。為挖掘黃河文化，講好‘黃河故事’，近年來我多次到黃河岸邊考察、采訪，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7月2日上午，榮海生對記者說，“黃河是一條神秘的大河，也是中華文明的根脈之河。”

在我國5000多年文明史上，黃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關中文化、齊魯文化等，分布有鄭州、西安、洛陽、開封等古都，誕生了“四大發明”和《詩經》《老子》《史記》等經典著作。“九曲黃河，奔騰向前，以百折不撓的磅礴氣勢塑造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華民族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榮海生說。

中華文明早期的很多原始遺址，都分布在黃河流域，如裴李崗、大地灣、仰韶、馬家窯、大汶口、龍山、陶寺、二里頭等文化遺址，都確證我們的祖先在遠古就與黃河相生相伴，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主體。

“奔騰而來的黃河在曹州大地上撞開了山東的大門，也在菏澤的土地留下了文明的種子。”榮海生說，“在華夏文明的萌芽時期，古菏澤一帶是人類活動較頻繁的地區，比較突出的證據是因避水而筑的堌堆。”

從“堯，由唐遷陶丘，避水遷都”，到“舜，都于陶，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再到“大禹治水”，榮海生引經據典，闡述古菏澤與黃河之間的關系。

“曹國，大家可能相對有些陌生，雖然歷史留給它的筆墨不多，但它對后世、對菏澤的影響卻是深遠的。”榮海生說。唐朝的《元和郡縣圖志》和宋朝的《太平寰宇記》均對“曹國”有記載：“周武帝改西兗州為曹州，取曹國為名也”，雖然僅寥寥數語，卻印證了“曹國之疆土——曹州的源頭”的說法。

正是悠久的黃河文明，才孕育了厚重的曹國文化。在春秋之時，曹國水系發達，交通方便，信用之地，會盟不斷。“中國歷史上有400多次會盟，其中，在菏澤就有30多次，非常有名氣的，比如曹南會盟、鄄會盟、青邱會盟等。古菏澤曾是諸子百家思想興盛之地、活動之地，諸子百家的思想曾在菏澤相互碰撞中交織融會，為整個中華文明的發展和興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榮海生說。

劉邦在這里登基

“漢朝的起點在哪里？在定陶！司馬遷在《史記》中兩次稱這里為天下之中。”榮海生說，“公元前202年初，劉邦在定陶氾水之陽登基做了皇帝。”當時的定陶屬黃淮流域，交通便利，經濟繁榮。

“劉邦登基后，沒有在定陶設立首都，而是西去洛陽、長安稱帝。為什么不在定陶定都，史書沒有記載。可能是因為這里是大平原，沒有軍事屏障，不利于防守的緣故。”榮海生說，“長安、洛陽是漢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魯蘇豫皖交界地區則是大漢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次中心。這里不但是劉邦的家鄉、根據地，也是呂后、戚夫人的家鄉。劉邦及其起義追隨者，多是同鄉人，如蕭何、曹參、周勃、樊噲、盧綰、夏侯嬰、彭越等，家鄉的風俗習慣影響著他們的生活，也影響著新建立的漢王朝。當時在這里的封國、封王比較多，包括劉邦家族和呂后家族的親屬。所以說，這里是除長安、洛陽以外的政治中心。”

榮海生介紹，氾水是濟水的分支。今定陶區的北境，有一條東西走向的氾陽河，是沿著古氾水河道挖掘的。據《水經注》考證，“氾水自濟瀆向西分出，又東北流，經過濟陰郡南。”氾水大概在曹縣的桃源和牡丹區的大黃集之間的古濟水分出，先流向東南，過安陵堌堆南，再向東流經左山寺南，接著流向東北過定陶城南在城東北折，匯入古菏澤。張晏說，氾水位于濟陰邊界上，取其氾爰博大，能滋潤地下之意。氾水之名由此而生。在今定陶城北邊仿山鎮姜樓村南有個土丘，高四五丈，占地約五六畝，與曹國陵墓群仿山東西相望，就是當年劉邦舉行登基大典的地方，當地人稱它為“官堌堆”。司馬遷在《史記》上記載的“劉邦即皇帝位氾水之陽”，就是指的這里。西漢惠帝時，在這個土丘上建有高祖廟。清代在堌堆前立有石碑，碑刻銘文為“漢高祖受命壇”。現在的官堌堆已被批準為山東省文物保護單位。

榮海生介紹，漢景帝時，楚王劉戊曾參與七國之亂。漢武帝的孫子昌邑王劉賀被選為皇位繼承人而做了27天的皇帝。定陶王劉欣成了后來的漢哀帝。魯蘇豫皖交界地區漢王陵也多，如徐州的楚王陵、商丘的梁王陵、曲阜的魯王陵、定陶的恭皇陵、巨野的昌邑王陵等。從目前考古挖掘的這些墓葬群的規制和出土文物，就可以感知到這里當年的奢華程度。

除了文化的脈絡和傳承，榮海生認為，黃河與戰爭、遷徙、治理之間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黃河與漢文化融合發展

“《漢書》記載，公元前132年，黃河在濮陽西南瓠子口決堤，洪水往東南奔流大野澤，溢水于淮河、泗水。水淹兗豫2州16郡，水災持續24年之久。公元前109年，漢武帝祭祀泰山以后，親臨河工，令群臣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堵住了決口。”榮海生說。

榮海生說，據史料記載，漢成帝時期，公元前29年，黃河在館陶和金堤決口，水灌4郡32縣，損壞房屋4萬所；公元前17年，黃河水淹兗豫2郡31縣，各郡縣名存實亡，甚至廢棄；西漢末年，黃河在濮陽西面的魏郡又決口、改道，水患前后達60年之久；東漢時，王景治理黃河成為后世治黃的典范。公元69年，漢明帝征調數十萬軍隊，命王景統領治理黃河。王景測量地勢，開鑿山阜，清理淤積，建立水門，從濮陽至渤海筑堤千余里，讓黃河、汴渠分流，終于使黃河有固定的水道可循流，根除了黃河水患。此后近800年未有決口記載。

“歷史上黃河一次次的改道，主河道頻繁地在菏澤大地滾動和流出，留下了多條黃河故道和大量遺跡。除現行河道外，黃河水流經菏澤的河道有南宋故道、元代故道、明清故道等。現在我市南部曹縣、單縣境內的浮龍湖、黃河濕地公園、萬畝荷塘等，即明清黃河故道。現有黃河大堤也已有200多年的歷史了，經過了多次復堤，有著豐富的文化資源，如障東堤、莊子釣魚臺、劉鶚渡船處、劉鄧大軍渡河渡口等。在黃河灘區及堤岸周圍，還散布著大量星羅棋布、特色鮮明的村鎮。”榮海生說。

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榮海生表示，菏澤地處黃河流域，菏澤文化是黃河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不僅要保護好、開發好和利用好菏澤的歷史文化遺產，使之傳承給后世。

菏澤報業全媒體記者 姜培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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